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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

一、 春寒

1984年3月12日,植树节。红星厂厂区新栽的梧桐树在倒春寒的风中瑟瑟发抖,陈钢站在办公楼窗前,手里捏着一份刚刚送达的调令——设备科技术员张志远的请调报告。

“本人因家庭原因,申请调往市机械厂工作。”报告只有寥寥数语,理由写得模糊。但陈钢知道真实原因:市机械厂开出了每月120元的高工资,比张志远在红星厂的78元高出54%。更重要的是,那边承诺分配一套两居室的住房。

“这是这个月第四个了。”李副厂长摘下老花镜,揉了揉眉心。办公桌上还摊着三份类似的报告:电工班小王、连铸车间小李、化验室小刘。“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,都是技术骨干。”

陈钢翻开人事科刚统计的数据:全厂35岁以下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共217人,其中中专以上学历的48人。过去六个月,已经走了9人,还有15人在私下联系外单位。

“孔雀东南飞啊。”李副厂长苦笑,“深圳、珠海、厦门,还有省城新开的合资企业,都在高薪挖人。咱们厂最年轻的工程师小赵,上个月去深圳探亲,回来说那边一个普通技术员月薪能到200元。”

陈钢没说话。他想起昨天在车间看到的一幕:王建军在调试新安装的传感器时,被电工班的几个小青年围着问:“王工,听说你去省城面试了?那边给多少钱?”

王建军当时脸涨得通红,结结巴巴地否认。但陈钢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动摇。

“我们给出的待遇确实没有竞争力。”陈钢实事求是,“一个大学毕业生,在咱们厂第一年拿52元,第二年转正后62元。而在深圳的合资企业,起薪就是150元,还包吃住。”

“可咱们是国营企业,工资标准是国家定的,我有什么办法?”李副厂长有些激动,“我也想给大家涨工资,多发奖金,可钱从哪来?厂里刚刚投了十几万搞技改,账上就剩点流动资金了。”

陈钢理解厂长的难处,但他更清楚问题的严重性。红星厂用三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技术体系,从数据记录到计算机管理,从质量预警到专家系统,每一个环节都依赖这些年轻的技术骨干。如果他们走了,这套系统就可能瘫痪。

“得想办法留住人。”陈钢说,“不光是钱的问题。”

“那是什么问题?”

“事业,感情,还有……希望。”

二、 挖角

3月20日,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红星厂。他叫杨明,四十多岁,穿着当时还很少见的西装,打着领带,手里提着黑色公文包。名片上印着“南方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”。

“我们是新成立的民营钢厂,在广东。”杨明说话带着南方口音,但很客气,“久仰红星厂的大名,特意来学习。”

李副厂长热情接待,安排陈钢陪同参观。杨明看得很仔细,从转炉到连铸,从LF炉到信息中心,每个环节都问得很专业。

“陈工,你们这套计算机管理系统,在国内是领先的。”在信息中心,杨明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流,眼睛发亮,“我们厂也准备上计算机,但苦于没有懂行的人。”

陈钢谦虚几句,但心里警觉。参观结束后的座谈会上,杨明终于亮出了真实目的。

“李厂长,陈工,明人不说暗话。”杨明打开公文包,取出一份名单,“我们厂急需技术人才,特别是懂计算机、懂自动化、懂现代炼钢工艺的。我这次来,是想从贵厂引进几位技术骨干。”

名单上列着八个人的名字,王建军、李卫国、小赵都在其中。每个人的名字后面,都标注着岗位、职称、专业特长。

“我们给出的待遇是:工资翻倍,住房一套,家属工作安排,子女入学解决。”杨明开出条件,“如果愿意去南方,还可以给安家费3000元。”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3000元,相当于一个八级工四年的工资。一套住房,更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

“杨总,这……”李副厂长脸色很难看,“你这是挖我们墙角啊。”

“李厂长,话不能这么说。”杨明笑容不变,“人才流动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。再说,我们也不是白要,可以给贵厂适当的补偿。每个人,我们愿意付5000元的人才转让费。”

八个人,就是四万元。这对红星厂不是小数目。

“我们需要研究研究。”李副厂长没有当场拒绝。

送走杨明,李副厂长把名单递给陈钢:“你怎么看?”

陈钢仔细看名单。这八个人,都是厂里最宝贵的技术骨干。王建军是电气和自动化的核心,李卫国是软件系统的灵魂,小赵是数据分析和预警系统的关键……少了任何一个,技改成果都会大打折扣。

“不能放。”陈钢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可四万元啊。”李副厂长有些动摇,“而且人家给了那么好的待遇,我们硬拦着,也不近人情。”

“厂长,这八个人如果走了,我们损失的不止四万元。”陈钢分析,“计算机系统可能瘫痪,质量预警系统可能失效,新工艺推广可能中断。这些损失,四万元能弥补吗?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?人家开出的条件,我们给得起吗?”

陈钢沉默。这正是问题的核心:红星厂给不起高工资,分不起住房,解决不了家属工作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,国营企业的人才体制,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三、 谈心

3月25日晚,陈钢敲开了王建军的宿舍门。这是厂里给单身技术员分配的双人间,不到十五平米,摆着两张铁架床、两个木箱、一张书桌。王建军的床上堆满了技术书籍和图纸。

“陈工,您怎么来了?”王建军有些慌乱,急忙收拾床铺。

“来看看你。”陈钢在唯一一把椅子上坐下,看了看简陋的居住环境,“住得还习惯吗?”

“挺好的。”王建军递过一杯水,“比我在农村老家强多了。”

陈钢接过水杯,没有马上进入正题。他先问了问最近设备调试的情况,又聊了聊技术上的几个难题。王建军渐渐放松下来,话也多了。

“陈工,您知道吗,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电工。”王建军回忆,“我们村第一个电灯是我爸装的,那时候我觉得电这东西太神奇了。后来我考上了技校,学电工,毕业分到咱们厂……”

他说得很动情。陈钢静静听着,直到王建军自己停下来。

“建军,南方钢铁来找过你吧?”陈钢轻声问。

王建军愣住了,脸一下子红了,低下头不说话。

“他们开出的条件,确实很诱人。”陈钢说,“工资翻倍,住房一套,还有安家费。说实话,如果我是你,也会心动。”

“陈工,我……”王建军想解释。

“不用解释,我理解。”陈钢摆摆手,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今天来,不是要批评你,是想和你聊聊心里话。”

他顿了顿,看着王建军的眼睛:“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布线的那三个月吗?3800米电缆,你一米一米地测,一个接头一个接头地查。手被电缆划破了,用胶布缠一下继续干。晚上累了,就趴在图纸上睡一会儿……”

王建军的眼眶红了。

“还有调试通讯协议那会儿,信号干扰严重,你三天三夜没合眼,最后发现是接地不良。问题解决了,你坐在机房里就睡着了。”

“陈工,您别说了……”王建军声音哽咽。

“我不是要跟你打感情牌。”陈钢说,“我是想说,这三年,咱们一起建起来的这套系统,就像咱们的孩子。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每一步都有咱们的心血。现在,它刚会走路,需要人扶着走。你要是走了,它可能就摔倒了。”

“可是陈工,我……”王建军欲言又止。
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”陈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,“这是厂里给你的。”

王建军打开信封,里面是一张任命书:任命王建军同志为信息中心副主任,负责全厂自动化系统的维护和开发。还有一张住房分配单:厂里新建的职工宿舍,分给他一个单间。

“厂长特批的。”陈钢说,“虽然比不上南方的条件,但这是厂里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了。工资暂时还涨不了,但职称、住房,都给你解决。明年如果效益好,奖金会提高。”

王建军看着任命书和住房单,手在颤抖。

“建军,我不是要你马上做决定。”陈钢站起身,“你好好想想。南方有南方的机会,这里有这里的事业。留下,我们一起把红星厂建成全国一流钢厂。走了,我也不怪你。”

走到门口,陈钢回头又说了一句:“不管你做什么决定,你都是我的好兄弟,好战友。”

门轻轻关上了。王建军坐在床边,看着手里的任命书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四、 流失

尽管做了工作,还是有人走了。

4月5日,化验室的小刘第一个递交了辞职报告。他要去深圳一家合资企业,月薪180元,包吃住。小刘是中专毕业,在红星厂干了五年,是化验室的技术骨干。

“陈工,对不起。”小刘来告别时,低着头不敢看陈钢,“我女朋友在深圳,催我过去结婚。那边答应给她安排工作……”

陈钢没说什么,只是用力握了握他的手:“到了那边,好好干。有空常回来看看。”

4月10日,连铸车间的小李也走了。他父亲生病,需要大笔医药费。南方钢厂给的3000元安家费,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4月15日,电工班的小王、设备科的小张,也陆续办了离职手续。短短半个月,走了五个人,都是三十岁以下的技术骨干。

陈钢在办公室里记录着这些名字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他知道,这不是结束,只是开始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人才流动会越来越频繁,国营企业的人才流失会越来越严重。

“得想个长效机制。”陈钢在笔记本上写,“不能每次都靠谈心,靠特批。要建立一套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制度。”

他想到了几个方向:第一,建立技术等级和薪酬挂钩的体系,让有技术的人拿高工资。第二,设立技术进步奖,对重大技术革新给予重奖。第三,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,让年轻人有成长空间。第四,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,让大家干得舒心、住得安心。

但这些都需要钱,需要政策,需要厂领导班子达成共识。

4月20日,厂党委会专题研究人才问题。陈钢列席会议,汇报了人才流失情况和应对思路。

“涨工资不可能。”财务科长首先反对,“全厂一千多号人,给几个人涨,其他人怎么想?会引起连锁反应。”

“发奖金可以,但不能太多。”劳资科长说,“超过三个月工资要报上级批准,很麻烦。”

“分住房更困难。”后勤科长摊手,“厂里就那几套房子,多少老工人还在排队,先分给年轻人,老工人要闹的。”

会开了两个小时,除了表示“要重视人才”“要做思想工作”等原则性意见,拿不出任何实质性措施。

陈钢很失望,但也能理解。在现行的体制下,要打破大锅饭,要建立激励机制,确实面临重重阻力。

散会后,李副厂长叫住陈钢:“小陈,别灰心。改革要一步一步来。你的想法很好,我们先在局部试点,比如在你们信息中心,可以搞个技术津贴试点。”

“真的?”陈钢眼睛一亮。

“我特批。信息中心的八个人,每人每月加10元技术津贴,从厂长基金里出。”李副厂长说,“虽然不多,是个态度。你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,稳住军心。”

“谢谢厂长!”

五、 转机

4月25日,一个突发事件成为转机。

凌晨两点,1号转炉氧枪升降机构突然故障,氧枪卡在半空中,炉内钢水温度持续下降。如果不能在30分钟内修复,这炉价值五万元的钢水就要报废。

值班的维修工赶到现场,检查后束手无策:“液压系统故障,可能是阀芯卡死,要拆开检修,至少两小时。”

“两小时?钢水早凉了!”当班炉长急得跳脚。

有人想起了王建军——氧枪控制系统是他参与设计的。一个电话打到宿舍,十分钟后,王建军穿着工作服冲到现场。

他先检查控制柜,又查看液压站,最后蹲在氧枪旁听声音。“不是阀芯问题,”他判断,“是位置传感器故障,系统检测不到氧枪位置,自动保护停机。”

“能修吗?”

“可以临时旁路。”王建军打开工具箱,熟练地接线、调试。十五分钟后,氧枪恢复运行,钢水得救了。

事后分析,如果这炉钢报废,直接损失五万元,间接损失(影响生产计划、设备损伤等)可能超过十万元。而王建军的及时处理,避免了这一切。

4月28日,厂部召开表彰会。李副厂长亲自给王建军颁发奖状和奖金——200元,相当于他三个多月工资。

“同志们,这件事给我们上了一课。”李副厂长在大会上说,“人才的价值,平时看不见,关键时刻能顶大用。王建军同志一个技术动作,挽回损失十五万元。这样的技术骨干,该不该重奖?该不该重用?”

台下响起热烈掌声。王建军捧着奖状和奖金,激动得说不出话。

陈钢趁热打铁,在第二天的技术骨干座谈会上提出建议:“厂里应该设立技术革新奖,谁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效益,就按效益比例提成奖励。比如王建军这次挽回十五万损失,按1%提成就是1500元。这样大家才有动力搞技术革新。”

“比例会不会太高?”有人问。

“不高。”陈钢算账,“技术人员创造100元效益,拿1元奖励,厂里得99元。如果没有这1元激励,可能100元效益就创造不出来。这笔账划算。”

经过讨论,厂里通过了《技术革新奖励办法(试行)》。规定:技术革新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,按1%-5%提成奖励;避免的重大损失,按损失额的1%-3%奖励。奖金上不封顶。

消息公布,全厂技术人员沸腾了。这意味着,只要你有技术、有本事,就能凭技术致富。

5月4日,青年节,厂里又宣布了一项政策:成立“青年技术攻关基金”,每年拨出五万元,支持青年技术人员搞创新。项目由技术委员会评审,通过后给予经费支持。成果产生的效益,个人可以享受提成奖励。

“这是真正的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。”在基金成立仪式上,陈钢说,“我们不比南方企业有钱,但我们能给年轻人事业平台,能让他们施展才华,能让他们看到希望。”

六、 归来

5月10日,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:小刘从深圳回来了。

陈钢在厂门口见到他时,几乎没认出来。才一个多月,小刘瘦了一圈,脸上写满疲惫。

“陈工,我……我想回来。”小刘低着头,声音很小。

“欢迎回来。”陈钢拍拍他的肩膀,“走,去我办公室说。”

在办公室,小刘说出了这一个多月的经历。深圳的工资确实高,但工作强度极大,每天工作12小时是常态。更让他难受的是人情冷漠——“在那里,人和人就是雇佣关系,你干活,老板给钱。除了工作,没有别的。”

“我生病了一次,发高烧,躺在床上两天,没人问一声。”小刘眼圈红了,“在咱们厂,我上次感冒,王师傅还给我送姜汤……”

“最难受的是孤独。宿舍四个人,来自四个省,白天各忙各的,晚上回来倒头就睡,一个月说不上一句话。我想念咱们厂,想念一起加班、一起攻关、一起喝酒聊天的日子。”

陈钢给他倒了杯水:“回来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我还想回化验室,行吗?”小刘怯生生地问。

“当然行。不过岗位要重新安排,你走的这段时间,已经有人接替你的工作了。”

“我愿意从头干起。”

小刘的归来,在厂里引起了不小震动。有人理解,有人不解,有人说风凉话:“在那边混不下去了,又回来吃大锅饭。”

陈钢在车间会议上专门讲了这件事:“小刘的归来,说明了一个道理:人不光需要钱,还需要事业,需要感情,需要归属感。我们红星厂可能给不了最高的工资,但我们可以给大家最好的成长环境,最温暖的集体氛围,最有希望的事业平台。”

“从今天起,我们要建立‘红星大家庭’的理念。工作上是战友,生活上是兄弟姐妹。谁有困难,大家一起帮。谁有进步,大家一起高兴。我们要让每一个在红星厂工作的人,都感到自豪,感到温暖,感到有奔头。”

掌声经久不息。从大家的眼神里,陈钢看到了久违的光彩。

七、 新的模式

5月20日,陈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:成立“红星技术咨询服务部”,面向社会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,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技术人员的技术津贴。

“现在很多乡镇钢厂、民营企业缺技术,但请不起全职的技术人员。我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,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,收取合理费用。”陈钢在厂务会上解释,“这样既发挥了我们的技术优势,又给技术人员增加了收入,还扩大了红星厂的影响力。”

“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?”有人担心。

“利用业余时间,自愿参加。而且所有服务项目都要经过厂里批准,确保不泄露技术秘密,不影响正常工作。”

“收入怎么分配?”

“三七开。个人得三成,作为技术津贴;厂里得七成,用于技术发展和集体福利。如果使用了厂里的设备、资料,再按比例扣除成本。”

方案经过激烈讨论,最后获得通过。5月25日,“红星技术咨询服务部”正式挂牌,陈钢兼任主任,王建军、李卫国、小赵等成为第一批成员。

6月初,第一个项目来了。邻县的一家乡镇钢厂,连铸机频繁漏钢,请红星厂去“会诊”。陈钢带着王建军、小赵去了两天,发现问题出在结晶器锥度设计不合理。他们重新设计了锥度曲线,调整了二冷配水,问题解决了。

对方付了800元咨询费。按约定,240元分给陈钢三人,560元交厂里。陈钢三人每人拿到80元,相当于半个月工资。

消息传开,技术人员热情高涨。不断有企业来请,从设备维修到工艺改进,从质量控制到人员培训,红星厂的技术服务在周边地区打出了名气。

更重要的是,这种模式让技术人员看到了知识的价值。“原来技术真的能赚钱。”李卫国感慨,“以前总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技术员,现在明白了,我们是掌握特殊技能的人才。”

6月底,厂里统计,技术咨询服务部运行一个月,接了六个项目,总收入4200元。技术人员人均增加收入60多元,厂里增加收入近3000元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技术服务,红星厂与周边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,扩大了影响力。

“这就是知识经济的雏形。”7月1日党的生日座谈会上,陈钢发言,“未来企业的竞争,本质是人才的竞争,是知识的竞争。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:用事业留人,用感情留人,用适当的待遇留人,更要用知识创造价值的前景留人。”

窗外,盛夏的阳光热烈而明亮。厂区里,新栽的梧桐树已经长出茂密的叶子,在风中沙沙作响,像在诉说着生机与希望。

陈钢知道,人才困境还没有完全解决,但他已经找到了方向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红星厂这艘老船,正在调整航向,向着知识、技术、人才的新航道,破浪前行。

而船上的人们,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崭新春天。

第十四章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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